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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网《中国访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恰逢“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局的历史交汇点，会议以“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概括总结了过去这很不平凡一年的经济工作情况，既肯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也没有回避老问题与新挑战。明年的经济工作都包含哪些重点任务？会议对于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收入、民生、房地产都进行了怎样的部署？我们对于2026年的中国经济可以抱有怎样的期待？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采访到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原总经济师陈文玲进行分析解读。以下文字由访谈实录整理：

　　陈文玲：我觉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和四中全会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是一样的，这说明党中央对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有着非常清晰的判断——我们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既有重大机遇，也有重大挑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我觉得我们的外部环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加速演进，国际局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在增加，大国竞争博弈异常激烈，而且一些国家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实际上现在已经带来了全世界贸易体系的紊乱、金融体系的紊乱、货币体系的紊乱、投资的紊乱、产业链供应链的紊乱……世界上各个国家都面临着新的变局。在变织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是在大风大浪中平稳前行，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这种不平凡，不是在一般情况下，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而是在大风大浪中，在惊涛骇浪中取得的成就。

　　从国内来看，还有一些存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比如供强需弱的问题，原来我们的表述是消费需求收缩等等，现在我们新的表述是供强需弱。比如地方债的问题，比如房地产的问题，比如我们还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从整个国内外局势来说，我们国内国外两个大局都面临着挑战，但是要做好这两个大局的工作，要做好中国2026年的工作，实际上我们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不到80年，我们就已经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我们用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很多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道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思想基础、治理基础。所以，2026年，国内外的这些困难和挑战可能随时都在发生着演化，可能有时平缓一点，有时更激烈一点，但是无论如何中国这艘大船还是在平稳前行，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世界和平、世界发展以及维护全球秩序的稳定之锚。

　　陈文玲：稳中求进，去年也是这样提的，今年也是这样提的。今年的“提质增效”就是在稳的基础上，把整个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到高质量发展上来。这个“质”就是我们要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人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质”还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质，（总之）就是要把更多的力量放到高质量发展上来。其实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一个发展阶段的转变，就是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2026年的“提质”就是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增效”就是不仅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更重要的是要效果导向，我们追求的是效果，而非单纯的速度、单纯的数量，我们要追求的是高质量基础上更优的效果。比如，我们提出“反内卷”，我们要实现优质优价，实际上这就是效果。在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明年的工作部署中，更加注重效果导向。

　　陈文玲：其实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的调整、大的变动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非常大的外部挑战。加上2020年到2022年三年的疫情，给中国经济也带来了很严重的冲击，现在留下了很多存量问题。为了使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地发展，中央在去年9月26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台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政策，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出台政策力度最大的，其中包括刺激房地产的政策、刺激股市企稳回升的政策、对企业的救助政策，也包括民生的政策。可以说这也是近几十年来，甚至是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政策。所以，这些存量政策，比如“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新”（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还在不断释放。

　　关于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实际上我们坚持了多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在总结宏观经济调控的时候，就把逆周期调节作为宏观调控体系中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治理方式。所以可以看到，近几年的，关于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差不多都有这两句话，我们要实行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也就是说针对我们未来的问题和潜在的问题或者是变动中的问题，需要有穿透经济长周期、历史长周期的眼光，才有可能做到逆周期调节，需要更长的眼光才能做到跨周期调节。所以，我们对国际形势要有预判，对经济运行要有预判，对政策出台以后的效果要有预判，才能制定这种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的政策。

　　我觉得第一条就是消费的意愿——要有钱，可能还要防风险，从全生命周期考虑。第二条就是即期购买力不足，还是有很多人，比如说就业不充分，个人收入水平下降了，导致即期购买的能力不足，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消费的能力。第三，优质产品的供给不足，结构性的供需不匹配。比如说服务消费，实际上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以后，消费就会从一般的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我们现在的服务供给，特别是优质服务的供给，说实话还是严重不足的。比如说优质文化品的供给，比如说大型演唱会，还有像《哪吒》这样的电影，（老百姓）还是很舍得花钱的。还有像微视频、微短剧、微网文，我看去年光是短剧市场，全国总计下来就超过了500亿。

　　所以，服务消费的供给，或者情绪价值的供给（还是不足的）。比如现在宠物经济发展那么快，我住的地方，一条街有三家宠物医院和宠物消费的门店。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新的消费需求，我们实际上供给还是很不足的。比如家政服务，我们还缺月嫂，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在从商品的供给转向服务供给的转型时期，供给侧还有待优化。对于消费，我们中央以及各个部委都出台了很多政策，涵盖了包括金融政策、扩大就业等方面的政策。现在要提升消费意愿，一方面就是一定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他们的消费率最高，即期消费意愿最强；再一个就是把原来潜在的消费需求，比如说储蓄到未来的消费需求部分地释放到即期，这点也是很重要的。那就需要我们增加优质商品的供给，优质服务的供给。总之，消费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既有意愿的因素，也有能力的因素，还有制度设计的因素。

　　第一，增加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就业、企业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我认为要增加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特别是中小企业、服务业，所以，工资性收入是基本保障；第二，我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在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上），包括农村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包括来自资本市场的财产性收入；第三，（增加）转移性的收入，转移性收入主要还是靠比如国家的福利政策、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国家的特殊补贴政策等，转移到一些群体身上，变成他们的转移性收入；第四，就是营业性收入，鼓励农民以及很多的劳动者去创业、去经营，创造经营性收入，当然这部分人实际上占比也很大了，要优化这些创业者的营商环境；第五，要缩小城乡收入差，缩小最富有群体和最贫困群体的收入差，使他们有消费能力，有消费意愿，能够成为拉动整个消费的主体。

　　陈文玲：我觉得近几年社会投资的意愿确实有所下降，我们政府的投资力度加大，但是社会投资没有大规模跟进，我觉得主要是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不敢投，看不清方向。我投什么赚钱呢？哪些行业能够带来稳定的营收呢？可能看不太准。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包括外部环境都在剧烈变化，而且科技革命将来可能还会带来一些颠覆性的变化。未来到底投资什么才能获得长期的回报？（很多人认为）与其现在跟风投，可能会亏得一塌糊涂，不如等待，看准以后再投。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三个原因。所以，一方面是需要我们把民营企业保护法治化落到实处，使它真正能够长期化、制度化，能够可视可见、可预期；第二，还是要提高民营企业对市场的预期，就是真正让民营企业看到，在中国投资，是有很大空间的；第三，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我们统计的指标体系、考核的指标体系。比如说企业到境外投资，在国外产生的GDP，是不是将来要算成我们全口径的GNP？在国外投资产生的制造业产值，是不是要和国内的制造业产值叠加，变成我们中国企业在全球产生的制造业的总值？所以，实际上我们政府要做一些制度的调整以及统计方式、考核方式调整。

　　在国家的重大区域规划里边，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有长三角一体化，都是要把这三个地区打造成世界级的城市群。今年特别明确提出来，这三个地区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科技创新走廊，从香港到广州，到珠海，再到澳门这样一条科技创新走廊。上海也打造了G60科创走廊，就是从上海开始的，长三角60个城市科技创新长廊。京津冀也有很多的教育资源、创新资源。所以，这三个城市群能够成为我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布局。当然这个布局是在我们已有的基础上，把存量和增量结合起来。